第二章
（二）
大片大片的云彩被风送了过来，遮住了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。干部们吃完午饭，把手里的碗筷扔进马车的竹筐里，三三两两走到青稞地里，懒洋洋的躺在青稞捆上休息了。马金宝收拾好东西，赶着小马车打道回府。慢腾腾的老黑马顺着青稞地走了一会，刚拐上坑坑洼洼的土路，就碰上了步履匆匆的万楚良。马金宝笑嘻嘻问道，老万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，管教干部不收拾你？
万楚良抬起手摸了摸乱糟糟的头发说，我要有这个福气就好了。半上午的时候，队长让我去邮电局发一封电报。发电报的小姑娘是个新手，磨磨蹭蹭半天才把电报发出去。
发什么电报？
情绪低沉的万楚良说，昨天我们队里死了一个右派，发电报给他单位通报一下。唉，一个人死了，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消失了。听说，这个右派临死前想喝一碗米粥，可是，到哪里去给他去找米粥呀。大家给他端来一杯热水，他把水杯一推就咽了气。这几天我们队里接连死了两个右派，大家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，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。
马金宝忽然觉得脊背上凉飕飕的。他直起身子环顾了一下四周问道，老万，你还没吃饭吧？
万楚良说，紧赶慢赶就是回来吃饭的。我先走了，晚了饭菜就没有了。
马金宝说，你现在回去也不一定有饭菜了，木桶里还有点剩下的饭菜，我扒拉扒拉你赶紧吃了。
这样行吗？万楚良小心翼翼问道，干部看见就麻烦了。
放心吧，周围连个鬼都没有。马金宝把木桶里的菜划拉到一个碗里，拿了一个馒头递给万楚良。
万楚良双手接过碗筷的瞬间，两个眼眶突然热了起来，他急忙转过身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
慢点吃，小心噎住，我给你望风。马金宝说，要不是秋收，干部也吃不上纯白面的馒头。我听干部们说，现在能吃上青稞面馒头就不错了，全国好多地方发生了粮荒，不少地方饿死人的情况还挺严重，咱们农场系统也发生了不少饿死人的情况。
万楚良没有搭腔，闷头吃饭的样子就像一个饿坏了的藏獒。看着闷头吃饭的万楚良，马金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好端端在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工作不干，非要支援大西北开发建设。据说，他们一块从北京来的几个人，其他人到了兰州就停住了脚步，可万楚良一意孤行来到了青海。在歌舞团还没有干出什么名堂，就被打成右派送到劳改农场。马金宝怎么也想不通，一个能放弃条件优越的北京，选择到艰苦边疆工作的人，怎么会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。一个吹喇叭的人有什么力量反对强大无比的党呢？铜喇叭不是什么武器，又不能发射子弹。不过，仔细想一想，也就不觉奇怪了，自己不也是戴了顶坏分子的帽子被送到了这里。马金宝转过脸看了一眼万楚良，这时万楚良站起了身子，他抬起手擦擦嘴巴，把碗筷递给了马金宝说，真是谢谢你呀马师傅，好长时间了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饭菜了。你这么关照我，可我没有什么能报答你的。
用不着你报答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马金宝弯下身体从木桶里又拿出一个馒头递给万楚良，就剩下一个馒头了，装起来慢慢吃，现在保重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
万楚良急忙接过馒头装进口袋，两只手放在胸前使劲摇晃了几下，谢谢，谢谢马师傅，你是一个善良的好人。
马金宝一语双关说道，我要是一个好人，能在这里劳动改造。
万楚良说，农场改造的不一定都是坏人。
马金宝岔开话题说，对了，我听人家说，你的铜喇叭吹得非常有水平，有机会也让我欣赏欣赏。
什么铜喇叭。万楚良一本正经纠道，那是西洋管弦乐的小号，是一种非常高雅的乐器，不同于咱们民乐的唢呐，也不能跟部队的铜喇叭相提并论。
马金宝笑了笑，老万，你别笑话我，我对西洋乐一窍不通，你这么一说我就晓得了。
万楚良张了张嘴，正打算给马金宝普及西洋乐器的知识，忽然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哨子声。万楚良转身挥了挥手说道，劳动哨子响了，我得赶紧归队劳动去了，否则管教干部要找麻烦了。
望着万楚良的背影，马金宝轻轻拍了拍马屁股，老黑马顺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向前走去。马金宝悠闲自得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，小心翼翼从里面抽出一支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，然后不慌不忙用火柴把香烟点着，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。刚才遮挡太阳的云彩被风带到远方，刺眼的阳光毫无遮掩，强烈的紫外线灼烤的脑门子疼。青藏高原的天气就是这么狂野，中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温柔感觉。不过，再烘烤的天气，只要躲到有阴凉的地方，或者走进屋子里，哪怕躲到一棵树下，立刻就没有了灼热的感觉。肆无忌惮的紫外线，只要碰到遮挡的东西，瞬间就变得脆弱不堪。
抽完一支香烟，小马车已经上了八宝河的木桥。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雨，往日清凌凌的八宝河水改变了颜色。黄色的河水激情澎湃，哗哗流淌的声音闷雷似地一直传到远处。场部离八宝河不远，紧挨着卓尔山。马金宝回到小食堂，正准备卸下马车上的东西，就看见场长李长河走了过来。马金宝知道，李长河肯定有什么事情，否则他很少来食堂。李长河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军装，什么时候脖子上的风纪扣都没有敞开过。高大魁梧的身材，给人一种充满力量的感觉。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凭着人高马大的身材，跟日本人一对一拼刺刀，以绝对优势压倒一切，日本人跟他拼刺刀从来没有占过便宜。
正如马金宝所想的那样，李长河来食堂的确有事情。站在食堂门口的马金宝还没有开口，走过来的李长河便问道，马师傅，刚送饭回来？
马金宝客气地回答道，是的，李场长，刚送饭回来。
李长河继续说，省局的领导明天来检查工作，食堂里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招待领导？
马金宝说，食堂有猪肉，黄花木耳和干蘑菇。如果伙食丰盛一些，让牧业队宰一只绵羊送来，我给领导们做一道黄焖羊肉。
李长河想了想说，算了吧，困难时期有猪肉就不错了。现有的条件，你看着弄上四菜一汤就行了。对了，别忘了炒一个土豆丝，老领导是陕北人，就喜欢吃土豆丝。明天我叫队里派个人过来帮忙，你的任务就是给检查工作的领导们做好饭菜。
马金宝说，凑六个菜也没问题。
李长河口气果断地说，就四菜一汤。
知道了，四菜一汤。
李长河转身走了几步又反转回来说道，对了，刚好我要去马厩，顺便把小马车送回马厩。
马金宝三下五除二卸了车，把缰绳递给了李长河。李长河牵着大黑马走了，马金宝目送着李长河消失在院子里。他从心里敬佩李长河，李长河这个人一身正气，无论对干部还是劳教人员，对错曲折都是一碗水端平。而且，从来不占食堂的便宜。即便是逢年过节，食堂改善伙食，不像其他干部一样来食堂买饭买菜，只要是公家的事情从来不沾边。两年前，半年劳教改造期满，他去场部办理回上海的手续。政工科希望他留在场里，不同意给他办理回上海的手续。他去找李长河，李长河客气地接待了他。
李长河说，回上海也好，留场部工作也好，你自己选择。你要回上海，场里给你开介绍信和证明。不过，我建议你留在场里工作。你是新生人员，属于农场职工，是职工就有工资，可能比你回上海更合适。即便回到上海，估计也没有单位接收你。据我所知，从上海迁出来的户口，要想再落回上海，恐怕难度很大。
马金宝说，来青海劳动教养之前，单位和派出所都说好了，只要我回去就可以落户口，还可以回原单位上班。我老婆孩子都在上海，我必须回去和家人在一起。
那好，既然坚持回去，我让政工科给你办手续。李长河说，如果回去可以办理落户，你给我写封信，我叫人帮你办理迁户口，省得你千里迢迢来回跑，如果上海那边不接收，你再回来也可以。你有一手好厨艺，农场需要你这样的就业职工。再说，建设青海，建设大西北，是一件光荣的事情。
听了李长河的一席话，马金宝的心里像揣了块火炭。他揣着农场开具的证明和手续，归心似箭回到朝思暮想的上海。正如李长河所说的那样，他去派出所开具落户口的准迁证，派出所的人说，文件有明确规定，两劳人员一律不允许原籍落户。他说当初去青海时，派出所答应可以把户口落回原址。派出所的人说，原来没有明文规定，现在一切按文件办。他又去找单位和街道办事处，结果跟派出所说得如出一辙。那几天里，他跑了无数家饭店，没有一家饭店敢收留他。诺大的上海，没有他一席容身之地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。坐在从青海回上海的火车上，他满怀信心在想，凭自己的厨艺，还能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让他不知所措，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到处碰壁。上海变得冷酷无情，抛弃了他这个游子。一腔热血没有了温度，希望彻底破灭了。走在万家灯火的大街上，他觉得自己像条丧家之犬。诺大的一个上海，居然没有一个让自己躲避风雨的小窝。黄浦江面月光闪烁，微风拂面，心如刀绞的马金宝，站在熙熙攘攘的外滩泪流满面。他像个夜游神似的，漫无目的在大街上游走，满天星斗下的黄浦江水起起落落。望着闪闪烁烁的黄浦江水，他心里翻江倒海。要不是周淑祯和刚满周岁的儿子，他真想一头扎进黄浦江，抛开一切凡尘，一了百了拉倒。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。那一瞬间，他彻底明白了，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，自己什么都不是，就像天空中的空气一样。
看着成天垂头丧气的马金宝，周淑祯再也沉默不住气了。她对唉声叹气的丈夫说，马金宝，侬把脑袋抬起来看看，天又没有蹋下来，有啥了不起的，大不了阿拉抱着儿子跟侬一块去青海。人家能在青海过日子，咱们也能在青海过日子。
看着年轻漂亮的妻子，马金宝直起身子说，祁连山生活苦呀，阿拉害怕你们吃不消。那里海拔高，空气稀薄，生话又艰苦，阿拉实在不忍心让侬和孩子去吃苦受累。
烫死的麻雀嘴巴硬。周淑祯打断丈夫的话，侬看看清楚现在的形势，现在的上海不是原来的上海。像你这种劳动教养过的人，再有本事也没有哪一个单位敢要侬。侬一个炒菜的厨子算什么东西，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黄金荣，现在还不是拿着笤帚天天扫马路。俗话说，哪里的黄土不埋人，与其在上海饿死，不如去青海讨一条活路。
娘的搓逼！马金宝恶狠狠骂道，阿拉算是看明白了，什么新社会旧社会，完全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两个点心，全他妈的在说谎骗人，阿拉一个上海人，在上海找一条活路比登天还难，两条腿都跑细了，就像大海里捞一根缝衣服针，没有半点希望……
侬不要命了。周淑祯用手捂住丈夫的嘴巴，侬死掉倒干净了，阿拉跟儿子怎么办。晓不晓得，隔墙有耳，让别人听见咱们就真的没有活路了。
让他们听去好啦，枪毙了阿拉算了。马金宝一把推开妻子的手，使劲把手里的茶杯摔到地板上，剧烈的响声吓得床上的儿子大哭起来。
说归说，气归气，为了一家人的三张嘴，马金宝怀着矛盾的心情，带着妻儿离开了让他又恨又爱的大上海，无可奈何踏上了开往西宁的绿皮火车。正如李长河说得那样，没有费什么周折，他就从一个劳教人员变成了农场的一名正式就业职工。一家人彻彻底底在农场安家落户生根发芽，无法容身的上海成了他心里无法愈合的伤痛。